解决中国石油与“三农”两大心腹之患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油价飙升，粮价暴涨，闹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一个粮食，一个石油，都是大事，谁也得罪不起。游移于二者之间的生物燃料，是福是祸，莫衷一是。只有还其实情，排除“噪音”，理清思路，才利求解。
　　一、“粮食危机”还是“粮价危机”？
　　当前粮食危机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中，震撼力较大的有“世界粮食供不应求，库存降到近20年最低点”、“小麦涨了三倍，泰国大米吨价过了1000美元”、“海地等30多个国家因粮价引发社会**”、“美国用数千万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等等。
　　是供不应求和粮食短缺吗？否！近十多年，世界谷物、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一直在增长，大米小麦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2006年和2007年，澳大利亚小麦和法国玉米因灾减产，除世界小麦产量稍有下降外，世界谷物总产仍在增长。十多年的世界粮食产量整体表现是好的，健康的，没有出现突发性减产迹象。消费量平稳增长，年均增长率与产量年均增长率十分接近或稍低一些。所以说因供需失衡而引起粮食危机是没有根据的。
　　世界粮食库存情况到底如何？从十多年的系统资料看，进入本世纪后的谷物及三大作物的库存确是减势，但表现是渐进的，且多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线（消费库存比17%%—18%%）以上。
　　世界粮食价格涨势到底如何？由于人为压低粮价和发达国家国内的高额粮补，世界粮价长期以来都是偏低的。2005年开始渐进式上涨，2007年夏开始快速上涨，2008年初开始暴涨。2006—2007年度，小麦由每吨120美元涨到200美元，2007年夏到2008年3月涨到480美元，上涨了3倍。2008年3月27日，泰国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一天涨了30%%，4月17日突破1000美元大关。涨势比较平稳的倒是玉米，2007年初到2008年3月的15个月里由166美元到233美元，只上涨了40%%。同期大米涨了82%%，小麦涨了131%%。
　　从以上这些基本面数据看，此次危机并非是突发性粮食减产和供应出现问题引起的，确切地说，这次是“粮价危机”而不是“粮食危机”。
　　二、短效因素催生粮价危机
　　既非粮食供应不上，又无其它突发性原因，年初以来大米小麦价格的暴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恐慌心理和金融因素发挥了想象不到的“发酵”作用造成的。2006—2007年度，澳大利亚和法国受灾，玉米和小麦减产，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2008年2月，联合国fao又发布了具有强大新闻效应和冲击力的消息：“世界粮食库存降到近20年的最低水平，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美元大幅贬值和次贷危机，使大量过剩的游资进入包括粮食期货在内的各种投机市场，对粮价推波助澜，不断加剧着社会的恐慌心理。2007年2月，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随后俄罗斯、阿根廷、中国等为自保而相继出台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的措施。至此，粮价危机正式出台。有经济学家认为，恐慌心理和金融投机对此次粮价危机的贡献最大。
　　短效因素中对生物燃料的不实报道，也为社会恐慌心理提供了依据。2006年和2007年，美国的确是用5340万吨和6500万吨玉米生产了乙醇（有1亿吨的误报），但2004—2007年间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在增加，2007—2008年度将创历史最高点（7680万吨）。这是因为美国农民生产玉米的积极性和玉米产量的提高缓解了玉米市场供应上的矛盾。此次粮价危机中，恰恰是玉米产供增长率最高的年份和价格最为平稳，证明了生物燃料对世界粮价危机的影响很小，更不是什么“罪魁祸首”。一些人士和媒体未深入了解此事实真相而批评生物燃料。生物燃料的怀疑者和反对者，包括一些国际组织中的人士更以此粮食危机对生物燃料发难。联合国副秘书长johnholmes领导处理目前粮食价格危机工作，最近出面表示反对以粮食价格上涨为由仓促限制使用快速增长的生物燃料。
　　玉米乙醇不是潘多拉魔盒，更没有失控。美国当局已经做好了向非粮的二代生物燃料过渡的部署。虽然，美国玉米乙醇的生产指标将由2008年的2700万吨增长到2015年的4500万吨，但以后就不再增加或逐渐被纤维素乙醇所替代。到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化石运输燃料中，玉米原料只占6.7%%，九成以上是非粮原料。
　　危机中也有不少对消费增长的抱怨，一面是矛头指向美国的玉米乙醇，一面是美欧指责中国人吃肉多了，印度人粮食消费多了。就像一个吃1斤粮1斤肉的富人指责吃2两粮和4两肉的人过度消费一样，未免愚蠢和自讨没趣。其实，在具备供应条件的前提下，消费增长是正常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特别是在中国、印度等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该抑制的应该是那些不合理的消费。
　　有一点是需要澄清的，部分媒体往往将生物燃料等同于玉米乙醇。生物燃料从原料到产品是非常多样的，原料有草灌乔和有机废弃物，产品有固液气三态，生物乙醇只是液态中的一种。生物乙醇的原料有甘蔗、甜高粱、薯类、作物秸秆和林业剩余物的纤维素等等，玉米仅是其中的一种。把玉米乙醇影响粮食供应的“一盆脏水”倒在了整个生物燃料头上，误导了社会，也违背了媒体的科学公正准则。
　　三、应当关注影响粮食的长效因素
　　这次粮价危机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警示。
　　近7年，世界粮食库存量及消费库存比呈趋势性下降，应当受到关注。奥•德许特，联合国新任食物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上任的第一天就提出：粮食价格上涨危机源于过去20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国际组织和机构低估了投资农业的重要性。德氏可谓一语中的。fao和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的多种预测方案都得出未来二三十年粮食将求大于供的结果，如果不改变忽视农业的政策，不大力增加投入，严重后果将不仅是粮价危机，而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危机。
　　第二个长效因素是粮食生产成本将持续走高。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9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中指出，从1957年到2006年的30年里，粮食价格降低了60%%。人为压低国际粮价是不正常的；2005年至2007年间粮价的渐进式上涨却是正常的，它客观地反映了石油价格攀升带动下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农田作业中需要消耗的化肥、燃油、电力、农药、塑膜等均源自于石油，油价的上涨必然增加粮食生产成本。美国农业部的一份资料中说：“每消费1美元食品，农户只能拿到19美分，剩余的81美分是劳动力、燃料、运输、包装和其他非农成本。影响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非农成本，特别是创纪录的原油价格。”美国进步中心首席执行官j.podesta最近指出：“美国上涨的谷物成本中用于种植和运输的化石燃料占了三分之二，石油价格上涨使2007年的农业成本增加了25%%”。
　　石油价格的高企和持续攀升及其对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将是刚性的和长效的，“告别低粮价时代”的提法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士和国际组织甚至将进入食物的“高价时代”也归咎于生物燃料而不说高企的油价，实在有失公允。
　　第三个长效或根本因素是一个“穷”字。此次粮价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粮食进口穷国中的低收入人群，商店有粮也买不起，政府对平抑粮价又有心无力，如果同时又是石油进口国，其境遇就更加糟糕了。如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观察2008报告指出的，世界上最穷的50个国家中有38个是石油净进口国，其中25个国家的石油全部依赖进口。进口油价上涨已经压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喘不过气来，进口粮食价格再上涨，无异于雪上加霜，怎能不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而美欧富国的社会财富充盈，粮食储备充裕，低收入人群小，粮价易于掌控，又多是粮食出口国，是粮价危机中的主要受益方。所以说，世界粮食危机的实质是穷国的粮价危机。
　　改善穷国经济处境主要依靠农业，而富国对其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又打压着穷国农业的发展。这种世界格局不改变，粮食危机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穷国和穷人头上。救济是解一时之困，帮助穷国振兴农村经济才是消除粮食危机隐患的根本。
　　四、良好中国粮食表现背后的问题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的粮食表现是好的。自2003年后粮食连续4年增产，接近了历史的最高点。2003—2007年间的大米和小麦消费库存比都高于30%%，玉米也在20%%以上，明显高于联合国提出的粮食安全系数。中国的良好粮食表现得益于“立足国内”和“自给率95%%”的粮食安全战略和相关政策。由于粮储充足和年后的粮食出口政策，在国际市场粮价暴涨中，国内粮食期货价却普遍下跌；国际米价突破吨价1000美元时，国内米价却低于400美元。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在深层次上。人口众多，需求旺盛，耕地净减，用水无增，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以及粮食增产乏力等。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5.12亿吨后持续减产到2003年的4.3亿吨，2007年才重新迈上5亿吨台阶，要进一步实现人年均粮食380—400公斤，总产5.4—5.8亿吨的2020年目标的难度却相当大。除加大投入，提高生产力水平外，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粮食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目前的人为压低粮价政策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粮食问题主要是增加饲料供应问题。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的直接消费渐减和动物性食物消费迅增是个常理，中国正是处在这个阶段。1986年和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直接粮食消费分别是138公斤和76公斤；乡村居民分别是275公斤和239公斤，20年分别减少了45%%和13%%；而城市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则由35公斤增加到74公斤，农村居民由17公斤增加到34公斤，20年翻了一番。据专家预测，中国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含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将由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160—202公斤，约年需粮食2.2—2.8亿吨。届时，人粮畜饲将“两分天下”，玉米、薯类等饲料生产将占到“半壁河山”，粮经饲三元结构中的饲料份额将快速扩展。
　　粮食消费结构上的这种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将有利于缓解粮食总量上的压力。因为目前的水稻和小麦产量水平可基本满足2020年前后的人粮消费，而饲料的回旋余地和拓展潜力很大。除玉米、薯类、高粱、饼粕外，还可以利用边际性土地大力发展饲草以及利用酒糟等农产品加工的有机废弃物。因而以农林废弃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进行原料生产的生物燃料，将与饲料生产相结合，形成物质和能量的综合开发与循环利用的粮、经、饲、能四元结构的新生产体系。
　　五、石油换代的阵痛
　　粮食与石油，一农一工，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自油价拉升粮食成本和发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据国际权威机构（ieo2005、ieo2005和usgs2000）资料的推算，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加上储量增长潜量（共2297亿吨）可用39年；再加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共3574亿吨）可用53年；而天然气和煤炭分别是63年和90年。如果说20世纪是化石能源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化石能源换代的世纪。在这个能源的历史巨变中，怎不引发社会与经济的分娩般的阵痛，此次粮食危机乃其一也。
　　石油换代的阵痛在中国将尤为剧烈。中国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石油只占4%%，约35亿吨标煤，储产比已到警戒线11（均按2005年计），而消费量是世界第二，进口依存度近半。这是一次求供倒悬和无米之炊的“巨痛”。中国自1994年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6年的3.2亿吨石油消费中有1.8亿吨是进口的，进口量还将继续扩大。进口石油非“一买一卖，按价付款”那么简单，中国70%%的进口石油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这条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将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流入中国？这是需要付出巨大资金、政治、外交，以至军事代价和承当巨大风险的，其隐性成本比表观价格要高许多。
　　应对石油换代“阵痛”的另一条路是“走出去”开发国外石油资源。但我们已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这已经是肉少骨多和争夺“最后一杯羹”的战场而不是伊甸乐园。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舞台和形势不稳的石油资源国，这更是一项代价和风险度极高的境外投资。国际能源组织报告iea2007中就提醒中国和印度，要十分注意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可能产生的近期和远期风险。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可惜不久前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实，按国际惯例属于常规能源的大水电在2006年就已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际是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对石油燃料的替代指标是2%%（欧盟是10％、美国是20%%）。中国在化石能源替代上的决心和步子显然是不大的。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良好的粮食表现靠的是“立足国内”和“粮食自给率95%%”的好战略，而同样是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却已近50%%。按石油储产比11，到2020年将所剩无几，60%%的进口依存度是打不住的。“立足国外”和“坐吃山空”的石油政策还能够维持多久？现在提出要向“非常规油气”进军，但“部分关键技术需要持续攻关，且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一些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来。
　　如果设想，像美国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的石油运输燃料那样，中国石油替代也能达到30%%，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三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六、生物燃料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发出警讯后，石油进口国就开始寻思“替代”了。
　　巴西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以甘蔗和玉米生产乙醇替代石油；90年代美国进行了长达5年的以甲醇作为运输燃料的试验，但以失败而告终；1999年，克林顿发布《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大力推行生物燃料替代；布什上任后又主张发展氢能，在世界掀起过一阵“氢能热”，后来又改口说：“这不是近期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中期的解决办法，而确实是远期的解决办法”，转而大力支持生物燃料替代。2005年美国颁布的《国家能源政策法》中“要求燃料制造商到2012年在汽油中必须加入2250万吨生物乙醇，可以每年减少20亿桶原油的消耗和向外商支付的640亿美元购油款，还可以使美国家庭减少430亿美元的开支”。2007年初提出“twentyinten”计划，即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消耗，其中15%%源自生物燃料替代，5%%靠提高汽车能效；2007年底通过的美国《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进一步提出了2022年生产生物燃料1.08亿吨及其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计划。美国在发展生物燃料上可以用“雷厉风行”和“紧锣密鼓”来形容。
　　美国年消费石油9.5亿吨，净进口6.4亿吨，石油对美国经济和外交压力越来越大。经过三四十年寻觅才找到能使美国绝处逢生的生物燃料，故不惜顶住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倾其20%%以至40%%（2015年）的玉米及技术突破后的非食物性原料，替代30%%（2030年）甚至50%%（2050年）的石油运输燃料。为减少与粮食供应的冲突，2006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要求6年内（到2012年）使纤维素乙醇的商业化生产成为现实，并以1.6亿美元建3个纤维素乙醇示范厂和投入21亿美元用于新技术研发，全面部署了由玉米乙醇向非粮二代生物燃料的战略过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发展生物燃料上美国如此之坚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上世纪80年代，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市对9种燃料车进行了10多年的替代化石燃料试验，最后选择了沼气和乙醇两种生物燃料。欧盟先以生物柴油为重点，继而启动了一个发展生物乙醇的激进计划，并于2007年3月制定了2020年生物燃料不得少于运输燃料10％的目标。日本国会2002年通过了《日本生物质综合战略》和制定了相应发展目标和计划；印度2002年成立了国家生物燃料委员会，在9个邦推广e5乙醇汽油；菲律宾2006年制定了“生物燃油法”，提出2010年的燃料乙醇必须达到汽油消费量10%%的指标。
　　2007年全球生物乙醇产量已经达到4500万吨，其替代规模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比拟的。2020年前后将发展到2亿吨，约相当于现在世界石油生产量的5%%，生物燃油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已经驶上了快车道。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多个国家经30多年选择的结果，正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油的能源。”它已经成为石油替代的一种世界共识和趋势。
　　七、生物燃料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替代石油难道非要生物燃料吗？
　　不是可以煤变油吗？中国神华集团2007年在内蒙古等地已经试生产了，据该集团网站称，转化成1吨燃油需要消耗4吨煤炭和用水10吨，co2排放量是原油精炼的7—10倍。我国煤炭产地主要在缺水的北方，按内蒙古项目年需耗水1000万吨左右，还有宁夏东部、陕西榆林以及新疆黑山等都是严重缺水地区，如处理不当，这将是又一场新的生态灾难。
　　不是可以用煤转化为甲醇和二甲醚吗？按能量投入产出比，得到1份能量的甲醇燃油需要投入4—6份能量的煤，生产1吨煤基甲醇要排放8.25吨二氧化碳，还有腐蚀机械、储存困难、影响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尚难解决。美欧经多年试验均已宣布失败。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以甲醇为运输燃料。
　　更重要的是，煤变油和转化甲醇二甲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煤炭，这种高资源投入，高环境和高经济代价的“拆东墙补西墙”，有这个必要吗？
　　不是可以用“清洁燃料汽车”吗？所谓“清洁燃料汽车”，是一种用蓄能电池技术和以电或氢为动力驱动的汽车。与汽油相比，电能与氢能要清洁许多，但它们都是由一次能源转化而来的二次能源，它清洁了城市，而发电厂和转化氢能的污染依旧。且电与氢的能效比汽油低，比生物燃料低得更多，且蓄能电池适于城市短程而不便长途使用。
　　不是可以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核能替代吗？不行，这些能种只适合于转化为物理态的电能和热能，唯有生物质能才是经植物光合转化成的化学态能量，最适合于转化为液态燃料。
　　还有一条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生物燃料可以与化石能源一样地生产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的物质性产品，这是任何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usda能源政策和新用途办公室主任r.conway不久前说：“20世纪之初，石油基工业制品逐渐取代了生物基工业制品；21世纪之初，生物基工业制品重新回归，将逐渐替代石油基工业制品。2025年生物基产品产值将是2005年212亿美元的23—29倍。”
　　生物燃料的石油替代之所以是“绕不过去的坎”，这是它和其他能源自身的特性所决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八、是魔鬼还是天使？是克星还是救星？
　　当前，媒体对生物燃料的负面报道很多，罪名有“与人争粮”、“人道危机”、“粮食危机的元凶”、“破坏生态”等等，好像面目狰狞的魔鬼。凡事都有它的多面性和相互关联性。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当今世界和社会，更需要人们的冷静、耐心和客观。以上诸节已对此“魔鬼”形象有所剖析了，下面再说说事实的另外一面。
　　1999年发布的“发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美国总统令中，开宗明义地说：“目前，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技术有潜力将可再生农林业资源转换成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电能、燃料、化学物质、药物及其他物质的主要来源。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能在美国乡村给农民、林业者、牧场主和商人带来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业和雇佣机会；为农林业废弃物建立新的市场；给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带来经济机会；以及减少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最近美国的一项国外政策指数调查显示，60%%以上的美国人希望通过发展生物燃料实现能源自给。
　　2004年，德国农业部长r.kuenast在北京的一次国际论坛的演讲中说：“到2010年，德国将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两倍，2050年要占到50%%。替代化石燃料的最快又最廉价的办法就是生物燃料，并以此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种种质疑和当前粮食危机形势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负责人j.tschirley指出：“fao要求各国在出台扶持生物燃料的政策和投资前，需要注意到可能产生的对粮食安全和环境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生物燃料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和改善经济的作用而延误这个产业的发展。”
　　巴西是发展生物乙醇的先驱和成功者。车用乙醇已不再需要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而价格已经低于汽油，带动了本国经济和出口。总统卢拉在2007年7月的“生物燃料国际会议”上说：“巴西十分注重通过发展生物燃料带动农业增长，使农民富裕起来，更好地解决粮食与贫困问题。”今年4月会见荷兰总理时又说：“生产乙醇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美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希望。对于今天的海地，如果我们到那里去投资建设生物燃料产业，将会使海地人民和投资国双方受益。”这是一位总统的切身感受。
　　发展生物燃料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不仅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也是促进农村经济，使农民脱贫致富和缓解粮食问题的一把钥匙。如果说此次危机是穷国的粮价危机，根子在“穷”字上，那么，生物燃料将是发展中国家改善穷国境遇和应对粮食危机的一种“经济武器”。生物燃料是魔鬼还是天使，是粮食和穷人的克星还是救星，应当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面对生物燃料的种种质疑和此次粮食危机中的千夫所指而美欧巴西等国政府仍是态度坚定和一路高歌猛进，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中国的决策者千万不要被“狂轰滥炸”般的媒体信息搞乱了自己的阵脚。
　　九、中国的非粮原料非常丰富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发展生物燃料的非粮原则，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指出了发展之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国际发展趋势。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非粮原料资源非常丰富。
　　2005年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的联合研究报告提出，为满足美国2030年替代30%%石油运输燃料，需要和可以动用的本土生物质原料资源是13.66亿吨，其中10%%来自玉米和大豆，32%%来自能源植物，58%%来自农林废弃物。笔者参加中国工程院可再生能源咨询项目研究，提出中国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资源的年产能潜力是8.99亿吨标煤，其中农林废弃物占53%%，能源林35%%，能源作物占12%%。看来，中国生物质原料资源丰度显著高于美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小麦年产是美国的1倍，水稻是21倍，猪存栏是8倍，农业废弃物当然比美国要多得多；中国北纬30度以南的广大南**带及热带地域也是美国所没有的。
　　我国可用于石油替代的非粮生物质原料有两类，一类是现即可用的薯类、甜高粱、甘蔗、木本油料、畜禽粪便及农产品加工产生的有机废水废渣废糖蜜；另一类是尚待技术突破后方能进入商业化生产的作物秸秆、林业剩余物和能源植物的纤维素原料。此两类原料的年产当量燃料乙醇潜力分别为1.52亿吨和2.80亿吨，二者可替代石油2.7亿吨，是现进口量的1.5倍。
　　有人认为生物质原料高度分散，不好收集，其实没这个问题。植棉与纺织，种蔗与制糖，还有烟、茶、酒和造纸等加工业用的都是农产品原料，生物燃料有什么不可以？有人认为生物燃料不像煤、油、气可以规模化工业生产，其实小规模和分布式更有利于原料地靠近市场和促进农村经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有句名言：“小的就是美的。”usda新能源办公室最近的一份报告称：“到2007年4月，美国223个生物燃料生产厂大部分都分散在农村和由农民自办，美国发展玉米乙醇的最大受益者是中部各州农民。”我们不是也可以为中国的“三农”多谋些福祉吗？
　　发展非粮生物燃料可以不与粮食争地，即使在以纤维素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尚未取得技术突破和商业化之前，我国的甜高粱和薯类就能扮演重要角色，人称它是1.5代生物燃料。它们的最大优势是耐旱、耐瘠、耐盐碱、生长快、产量高，可以在全国大部分盐碱地、沙地、丘陵坡地等低质土地上种植，且种植管理简单，生产成本低，增产潜力大。1公顷甜高粱或薯类一般可转化燃料乙醇3—5吨，高者可达10吨。我国耕地中有非粮低产田5024万公顷可供调整作物种植结构；还有734万公顷的宜垦后备土地均可种植。我国还拥有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甜高粱生产和发酵时间短、收率高、工艺简捷、基本不用外来化石能源和产生废水的加工技术。
　　十、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
　　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因为：
　　———生物燃料是改变中国石油“立足国外”现状的基本途径，是实现石油替代绕不过去的坎。
　　———能源农业可以为现代农业开辟一个前景广阔、需求无限的新战场；可以为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及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开辟一个全新路径；可以为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新渠道。
　　———生物燃料可以将产能潜力4.7亿吨标煤的农林废弃物利用起来；可以将产能潜力1.2亿吨标煤的尚无经济价值或价值很低的低质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能源作物；可以将产能潜力3.1亿吨标煤的能源林资源利用起来。
　　———生物燃料可以让中国的能源农业走出国门，以我国的资金和技术与非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丰富水土资源结合起来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做到合作共赢，共同致富。
　　这4条原因难道不足以说明发展生物燃料产业在解困中国石油和“三农”两大难题中的重要作用吗？
　　本世纪之初，中国曾为解决陈化粮压库而批建了4个燃料乙醇厂，先后在吉林等5省及冀、鲁、苏、鄂27个地市推行使用e10乙醇汽油，2006年销售量达1544万吨。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和避免失控，国家发改委2006年底发文不再新批玉米乙醇项目,鼓励发展非粮生物燃料。这既使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脱钩，又指明了一条健康的非粮发展道路。中国在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上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近一年来却显得犹豫被动起来，这又是为了什么？
　　十一、何时走向主动替代之途？
　　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美欧等发达国家得天时与地利而纵横捭阖。是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和世纪之交的资源性枯竭震撼了这些石油巨鳄，使他们“如鲠在喉”，坐卧不宁。他们积30余年之探觅，终于找到了替代之途，于是置种种质疑和指责于不顾，气定神逸和雷厉风行地发展起生物燃料来。为减少玉米乙醇与粮食供应间的碰撞，又大踏步地迈向了非粮的二代生物燃料时代。他们敢于幡然自悟地批判自己的“石油瘾”，提出2020年替代20%%，2030年替代30%%和2050年替代50%%的目标；宣布“结束依靠中东石油的历史”和为能源的“自主”与“安全”而立法。
　　“镜于水知容，镜于人知吉凶”，中国石油形势较这些发达国家严峻十倍而动作十分迟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对能源资源的激烈争夺，我们必须把握目前的战略机遇期，尽快将“立足国外”转移到立足国内的“替代”上来，解中国石油与“三农”两大心腹之患于倒悬。
　　当前中国在石油生物燃料替代上的犹豫和被动，一曰怕影响粮食安全，既然政府已经叫停玉米乙醇和鼓励非粮方向，就没有必要自己吓唬自己地迟迟不见行动。二曰石油替代上有煤基为主与生物基为主之争，如果立足于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和某些企业集团利益，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三曰对发展生物燃料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总是会有的，关键是政府以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国家层次上做出综合评价与决策。这正是美欧当局能力排众议地发展生物燃料的原因。面对粮食危机中对美国以玉米生产乙醇的指责，布什在2008年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说：“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农民种植能源，并不再从不稳定地区或不友好的国家购买石油，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发达国家花时间、资金、科技和智慧换来的，是世界的共识与大势。他们在一路高歌猛进，我们还能摆出多少理由，有多少时间去犹豫？
　　生物燃料是个天资聪慧的孩子，美欧受宠，在中国却少有疼爱。其优势在于它是生物体，问题也出在生物体与土地、粮食、生态的关系太过密切与敏感，更需要伯乐的精心和决策者的胆识。对生物燃料的磨练也不是坏事，正如孟老夫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果生物燃料真是个石油替代中绕不过去的坎，中国迟早是会回到这条道上来的。

文章是好，但是没有楼主的一点个人见解。
全是套用，不过还是十分感谢。
文章本身不错。

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从长远上来说，不但弥补和替代了矿物能源的供应不足，而且稳定了农副产品的消费。大家看到了农副产品供不应求的大涨，为什么不想想供过于求时大跌呢？供大于求是伤农的；同时，这种现象还会促使土地抛荒，忽略农业开发。
因此，生物能源发展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